为切实了解省市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贯彻落实情况，市工商联近期组织人员赴部分县市区和民营企业、商会，通过实地调研、座谈交流、问卷调查等形式，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。

　　 一、宜昌市民营经济发展现状

　　 近年来，宜昌市民营经济经受住了转型发展的阵痛与全面下行的压力，通过在体制机制、产业转型升级、平台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创新，创造了一定的比较优势，整体运行呈现出“经营指数反弹、企业信心回暖、发展动力积蓄、转型升级加快”的可喜趋势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。

　　 市场主体相对稳定，但民间投资依然偏弱。截至2017年6月，全市民营经济主体29.35万家，其中，私营企业5.5万家，个体工商户23.8万家，市场主体量、注册（认缴）资本金、从业人员等均与2016年底基本持平，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数量比仍较低，为19:81。上半年，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达 1706.24亿元，其中，民间投资约1130亿元，增长11.4%，在经历了断崖式下滑后开始小幅回升，但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，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2.39%。襄阳市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达1705.6亿元，增长16.2%，民间投资1220亿元，增长15.3%，民间投资总量、增幅均高于我市。

　　 民营经济具备一定规模，但结构尚待优化。2016年，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2248亿元，占全市GDP的60.6%，在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宜都、枝江、当阳夷陵等市（区），民营经济占到当地经济总量的70%以上，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、吸纳就业的主力军，但结构尚待优化。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均衡。我市近三年三产比重分别为11.2∶59.3∶29.5、10.9∶58.7∶30.4、10.8∶57.2∶32，我市二产比重一直较高，以中小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够。二是工业经济结构不够优化。全市规模上民营工业企业1400多家，但化工企业超过200家，其产值占全市规模工业的近三成，先进装备制造企业近300家，但产值仅占规模工业的1/8。上半年，全市高新技术产值357亿元，增长15.2%，占全市GDP 的19.98%，各项指标均略低于襄阳市。三是民营企业结构不完整。民营工业企业大多为一般性制造企业，产品层次、附加值偏低，在“微笑曲线”两端即产品的研发设计、品牌营销、标准制定等附加值高的领域，企业数量偏少，缺乏比较优势。2016年，我市有4家企业入围全国民企500强，2家为化工企业，2家为酒类生产企业。23家企业入选全省民企百强， 8家为化工企业，占入围百强化工企业53.3%。

　　 民营企业众多，但龙头不强综合实力偏弱。一是总量不大。我市市场主体近30万户，但实有注册资本超过亿元的民营企业146家，仅占全省的9.16%。2016年底，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达1454家，占全省规模企业的9.5%，比襄阳市少近400家，且增加值增速呈下降趋势。二是龙头不强。我市民营企业中，产值过亿元600多家，过十亿元的70多家，过五十亿元4家，过百亿元5家。相比之下，洛阳市过百亿元企业达7家，襄阳市过十亿元企业100多家、过亿元企业超过1000家。我市无一家企业入围2016年全国服务业民企百强，而武汉、孝感等地均有企业入围。除人福药业、东阳光生物、稻花香、枝江酒业、三宁化工等企业外，主导产业中民营龙头企业偏少，带动力不够。三是品牌不多。我市大多数民营企业无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。2016年，我市64家企业提交发明申请1161件，其中49家民企提交438件，分别占76.6%、38%；23家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340件，其中8家民企获得专利授权30件，分别占34.8%、8.8%；提交申请而未获得发明授权的企业41家，其中39家为民营企业，民营企业专利申请有效率极低。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件以上企业28家、专利711件，而民企仅11家、159件，分别占39%、22%。在标准制定方面，仅有枝江酒业、三宁化工、长机科技等少数民企参与国家、地方或行业标准的制定。

　　 二、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

　　 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制约了民间投资。一是下行压力导致信心不足。民营企业普遍对未来发展信心不足，缺乏投资意愿，大多较为谨慎，选择收缩产能、“捂紧荷包”，对企业转型持观望态度。二是成本高负担重限制了企业扩大投资和再生产能力。由于税费、融资、物流、资源要素等成本高企，企业负担过重，导致投资回报持续下行，边际利润不断下降，削弱了企业竞争力。

　　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。一是市场准入门槛依然一定程度存在。基础设施、市政公用事业、政策性住宅、公共服务以及金融、能源、电力等行业，对民营经济存在身份歧视和隐性壁垒。二是资源要素配置不够公平合理。民营经济很难参与产业发展基金设立、PPP项目的实施等，很难获得资金等方面支持，用地供需矛盾突出成本较高，用电价格居高不下，发展受到挤压。三是降成本措施落实不够。民营企业普遍反映，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政策提振了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，但政府相应的服务职能改为第三方服务后，存在收费项目多、收费标准弹性大、收费不规范问题，存在以中介组织的评估评价代替政府管理的现象。用工方面，政府出台新政，降低各种缴费比例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“五险一金”比例有所下降，但职工工资基数不断增加，企业负担依然较重。我市在劳动用工政策上不够灵活，政策执行较外地要严苛，企业用人成本不断上涨。我市物流（尤其是山区）成本比周边地市高。四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旧。银行借贷依然是民营企业融资主渠道，但金融机构信用贷款评级要求高，要求企业有土地证等作抵押物，要求办理法人资产保险等，存在以贷转存、存贷挂钩等现象，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会根据贷款企业所处行业、规模予以上浮，增加了企业成本。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支持企业发展的力度不够大，科技资金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。四是政务服务有所欠缺。当前社会舆论对民营经济有失公允，以个案代替对民营经济整体评价，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。政府制定的支持政策，原则性要求多，可操作性不够，企业获得感少。一些“红顶”中介通过各种形式，蚕食行政审批改革红利。部分企业反映，简政放权方便了企业办事，但一些项目审批“材料更繁琐，程序更机械”，一些部门不想为、不敢为，担当不够。

　　 民营企业自身不能较好地适应新常态。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缺失。大部分民营企业沿用家族式管理，管理水平不高，经营不规范，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缺乏应变能力。部分民营企业家在创新能力、市场意识、奉献精神上有所欠缺，对投资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不准，容易导致投资决策失误。二是企业创新不够。多数企业注重短期效益，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，研发投入少，科研人员匮乏，仅19%的民营企业选择开展合作创新或自主创新模式。

　　 三、进一步加快宜昌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

　　 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创新驱动、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开始显现，“一带一路“、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正在推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。

　　 进一步减负降费，提振信心。一是明确涉企收费“清单”。切实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央、省关于降低企业成本的相关要求，明确涉企收费“清单”，及时向企业进行宣传并及时落实到位，进一步“放水养鱼”，激发民营经济活力。加大力度推进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全面脱钩，规范中介机构行为，取消没有法定依据的中介服务事项，设立全市统一的中介机构库，中介服务实行随机抽选、成果互认，增加中介服务的有效供给。二是继续松绑减负。适应电力体制改革要求，进一步引导和支持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，落实好电力服务项目收费及燃气初装、热力报装相关费用减免政策。积极推进企业用地“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”供应方式。结合三峡现代物流中心建设，进一步创新物流配送模式，严格落实通行费减免等政策，并对山区企业给予适当倾斜，降低企业物流成本。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实施普遍性降标，对新办工业企业、小微企业实施事权范围内的“零收费”政策。帮助企业用好用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、技术成果转让等普惠性政策。

　　 不断优化环境，激发活力。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。按照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的原则，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、市政公用事业、社会事业、金融服务、等领域和产业，打破市场准入的玻璃门、弹簧门、旋转门。结合宜昌高新区、远安县“全省军民结合示范基地”建设，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，鼓励民企进入相关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。结合深化国企改革，支持民间资本通过出资入股、收购股权等方式，参与国有企业重组。结合自贸片区建设，对标沿海发达地区，学习借鉴并大胆尝试有效措施办法，鼓励引导企业抢抓当前政策相对宽松、扩张成本低的机遇，加速二次创业。鼓励民企积极稳妥“走出去”，在外汇管理、质检通关、员工培训等方面提供“绿色通道”，探索建立民企海外维权服务快速响应机制。二是营造良好环境。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抓好审批流程再造，提高审批效率。定期对民营企业进行评选表彰活动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营经济及企业家的贡献，激励民营企业做强做大。

　　 推进机制创新，引领发展。一是建立健全政策导向机制。着眼于民营经济转型升级，科学编制民营经济发展规划，大力发展与十大千亿产业相配套的上下游产业，培育从研发到制造的完整垂直产业链。修订完善产业指导目录、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等，通过目录引导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，给予本土企业同等待遇，培植新的增长动力。制定支持本地民营企业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的办法，酌情实施针对民营企业及其产品的专项招标，给予一定倾斜。二是建立健全融资扶持机制。引导商业银行按照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，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信贷规划，改进资信评估制度，创新信贷方式和业务品种。发挥三峡产业引导基金作用，进一步充实中小企业过桥基金池，推出财政科技贷等产品，发挥政府资金杠杆放大效应。做好对成长型民营企业的上市、挂牌辅导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集合债务，引导企业直接融资。尽快筹建成立我市地方银行，更好地服务本地中小企业发展。三是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。打破部门、行业界限，推动科技资源共享，鼓励中小企业积极使用财政资金购置的科学仪器设备，提高设备使用率。引导民营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研发机构和产学研结合基地。加强创业园、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建设，在有条件的园区或民营企业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地。落实国家相关规定，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通过停薪留职等方式，帮助民企研发技术、开发产品。加大对民营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、科研人才股权激励及科研人才参与各类专家评定、职称评审等支持力度。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，发挥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作用，鼓励私募基金、创业投资公司参与，重点支持处于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。四是建立健全服务助推机制。对民企“小进规（限）”，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上市或挂牌，获得驰名（著名、知名）商标称号，参与国家、地方或行业标准制定等，及时兑现奖励或补贴。建立政府引导、社会支持和企业自主相结合的培训机制，重点对新生代企业家进行企业战略管理、法律法规等方面培训，引导民营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充分发挥各级统战部、工商联优势，通过开展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、评选表彰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方式，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教育引导，建设一支高素质企业家队伍。建立健全民营经济统计制度，加强对民营经济运行动态的预测和分析，客观全面准确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状况。引导各类商会、协会发挥在市场开拓、应诉保护、争端规避等方面作用，为民营经济提供社会化服务。坚持党政干部联系民营企业、重点项目与民营企业家制度，健全民企直通车制度，真心实意帮助解决困难。适时开展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，对民营企业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实行台账管理，限时办结销号与反馈，努力营造亲商安商的良好氛围。